北宋大法官 第1070章

作者:南希北庆

第七百四十六章 与我无关

  其实对于北宋官员而言,这统计学并不陌生,就比如说青苗法,王安石也通过观察,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,百姓的财务又是一个什么情况,然后再去设计这青苗法。

  再比如说范祥的盐法,也是通过统计,知道在盐价低于每斤35钱时购进,高于每斤40钱时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。

  只不过王安石他们的统计相当糙。

  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执行的时候,也正在江南推行,但是江南就没有出现京东东路的问题,就是因为江南土地肥沃,一年可以种两季,故此大多数百姓是及时还钱的。

 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调查,就是仅限于江南的情况,没有考虑到北方和南方其实是不一样的。

  司马光、苏辙都曾对此提出质疑,但是王安石没有搭理他。

  而且王安石他们的统计,是仅限于自己的观察,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,没有标准就无法服众,你有你的观察,我有我的观察,中国这么大,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。

  最为关键的是,就是他们这种统计学,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,因为有违当下的主流价值观。

  包括范祥、薛向,这些颇具经济才华的官员,他们在朝中都没有什么威望,真是天天被人弹劾。

  因为大家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谈经济,你偏偏要谈利益,那就显得格格不入。

  张斐显然是吸取了他们的教训,他永远是将利益建立在公平、公正、诚信之上,主打其实还是道德。

  这跟王安石、薛向他们其实是很不一样。

  王安石他并没有很好得掩藏,自己为国敛财的目的。

  还是青苗法。

  收两分利,而且一年还分两期,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,但这跟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  不管是司马光,还是苏轼、苏辙,都认为你这利息太高了,要说你不是为国敛财狗都不信。

  张斐就不这么干,我先免你们的交易税,再收你们的仓库税,主打一个公平。

  他往往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,而王安石是从未占据过道德制高点。

 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解释,永远都是,地主收那么高,我才收两分,我不是为民着想吗?

  但这个理由,经不起推敲,因为不是每个地主都收那么高,很多地主也收一分、一分五,免息的都有。

  很多人也就这一点抨击他。

  不够细致。

  但张斐还主打一个细。

  当富弼他们看到张斐呈上的调查报告后,不禁都是瞠目结舌,更不知该如何应对。

  与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细致。

  虽然这上面只是酒税的对比,但一目了然,让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,两地百姓的生活水准。

  过得一会儿,富弼突然抬起头来,向张斐问道:“根据你提交的这份证据来看,这酒税的调整,还涉及到酒类的不同。”

  张斐点点头道:“正是如此,调整酒税主要是为调控粮食,公平起见,非粮食酿造的酒,自然不应该给予增税。

  而目前市面上酒类所需粮食是各有不同,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果酒,众所周知,果酒所需的粮食是极少的,甚至没有。

  如果为求调控粮食,而针对果酒进行增税,这显然是不公平的。

  河中府在调整酒税第二年,关于酒税的收入,就立刻恢复,原因就在于,酒户开始大规模酿造果酒,从而避免负担更高的酒税。

  好处就在于,使得粮价趋于稳定,也能够让官府购买更多的粮食。同时,关于酒税的收入,并没有持续走低,又维持到平均水准。

  这还是一个例子,中间还有很多细分,以粮食为准,根据酿酒所需粮食的不同,制定不同的税。”

  富弼稍稍瞄了眼院外,但见那些商人是一个劲地点头,对此似乎非常满意。

  这确实非常公平。

  你既然说增加酒税的目的,是为调控粮食,那跟我果酒有毛关系,如果增加果酒的税,这显然就说不通,一份完善法案,必须要在逻辑说得通。

  这也是王安石不足,他绝对不会细分,肯定是针对所有的酒收税,司马光肯定会就这一点,抨击他的政策。

  能够打败司马光的,唯有比他更细。

  现在司马光望着那份数据,已经陷入学习当中,这份数据为他打开一扇窗,将来又可以从哪些角度,去反驳王安石的新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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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是的。”

  张斐点点头道:“因为放开酿酒的限制,不等于是放开规范,我们必须要保证客户的正当权益。

  官府应该将责任,放在酒的品质上面,确保客户不会喝到被稀释的酒,不会喝到有毒的酒。

  而且,当出现这种事后,公检法能够准确地找到负责人,如此就能够为那些客户讨回公道,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。

  当然,这也能方便管理,至少税务司也不用每家每户地去观察,他们有没有在酿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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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斐摇摇头道:“我们其实不担心,有人借用这一点,去对酒户敲诈勒索,因为里面会包含详细的申请规定。

  如果你遵守了规定,又拿不到资格,你可以提起诉讼,这就是我一再强调,不要去畏惧公检法,诉讼是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,这与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,关于这一点,我也在国子监的教室里说到过,如今正在一步步实现。

  唯一值得担心的是,就是有人弄虚作假,给予那些本不够资格的酒户酿酒资格。关于这方面,检察院、警署都会进行相关抽查的,同时酒户也会相互监督。河中府就有酒户检举过其它酒户。

  其中一旦有人弄虚作假,伤害的就是那些正当酒户的权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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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富弼接着道:“张检控可有考虑到,榷酒制和榷曲制,同样也涉及到不少人的权益,比如曲院的酒匠,如果改为酒税制,那这些人又该怎么办?”

  张斐道:“关于这一点,下官认为朝廷可以去参考河中府的一些政策,河中府当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因为朝廷长期施行榷曲制,使得许多酒楼就缺乏熟悉酿造酒曲的酒匠。

  因此河中府在改革酒税的时候,是将当地的曲院拆分开来,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,与当地的商人合作,成立一个个酿曲作坊。

  当地的酒匠并没有因此丢失生计,反而赚得比之前更多,他们的工钱至少翻得一番。”

  富弼问道:“可是在你的法案中,并未提及这一点。”

  张斐回答道:“因为这完全是属行政政策,我只能提供一些证据,一些建议,但不能写入法案中。”

  富弼沉吟片刻,心道,看来目前为止,还是只有他真正能够做到政法分离。又道:“你方才提到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当地商人合作,这与榷曲制又有何区别?”

  张斐回答道:“一个是行政司法规定,遵循的是朝廷政令。而令一个是商业契约约定,遵从的是契约原则。

  “就算如此。为什么提举常平司不直接与商人合作?”富弼又问道。

  张斐回答道:“因为如果一方是官府,而另一方是民间作坊,直接合作的话,这会令商人感到不安,因为双方的地位本就不平等,这是很难成功的。

  但是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,就变成商人和商人之间的关系,所有的一切都将遵从契约约定,公检法也是能够更好地介入。

  而这在份约定中,提举常平司并没有决策权和管理权,就只是享受盈利,真正去运作这个作坊的还是商人,而且是允许其他人商人与之竞争的。”

  富弼又问道:“既然你认为,朝廷在酒制方面,应该是以收税为主,那为什么还要让提举常平司掺合进去。”

  张斐回答道:“富公似乎对此有所误会,不是我允许与否,我没有这权力。提举常平司为什么不直接与商人合作,那是在于他们自己认为这做不到,没有商人敢与他们合作,而不是我们公检法不允许他们这么做,下官虽然身为河中府的大庭长,但没有这方面的权力。

  当时的具体过程,简单来说,就是因为河中府酒税存在着很多问题,是非常腐败,导致百姓和国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失,于是下官基于法制之法,捍卫国家、君主和百姓的利益,从而规范了契约原则,商税则例。

  然后提举常平司根据皇庭颁布的法律,做出这方面的调整。

  当时官府那边既得顾忌那些酒匠的生计,又希望财政继续增长,当然,如果在坐的各位认为,这么做是官府不愿意放弃酒曲的利润,也不能说是错。

  总之,基于这些原因,他们才会决定通过解库铺与商人进行合作。

  我们河中府皇庭无意干预,官府怎么运作。再说回这个法案,检察院方面只是要求改为税制,只不过富公方才提出这个问题,下官就只是拿河中府为例,因为河中府政绩非常不错。

  如果朝廷有更好的办法,也是可行的,这是两回事。”

  在坐的人这才恍然大悟,提举常平司是王安石弄得,当时是元绛根据公检法的情况,迫于无奈,才对政策进行调整。

  想到王安石,司马光突然灵光一闪,道:“但身为检控官,不知你以为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去做买卖,对于其他商人是否公平?”

  在场的商人,皆是频频点头。

  到底是朝廷的买卖,对咱们来说就是不公平啊!

  而且他们中不少人都知道,河中府的酒曲还是被官府垄断,是允许竞争,但别人没法竞争啊!

  张斐道:“以当时的情况来看,我认为是公平的。如果当时朝廷放任不管,直接改为税制,不但对那些酒匠不公平,而且还会引发缺少酒曲的恐慌,由朝廷来主导,慢慢改变,这是非常正确的。”

  司马光追问道:“但你并未直接回答,对于那些商人是否公平?还是说,这只是一个过渡期,到时朝廷还是全部会交予商人?”

  张斐道:“是不是一个过渡期,我并不知道,因为这不是大庭长或者检控官能够主导的,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,对于商人,我认为这是相对公平的。

  在榷曲制的情况下,酒户是无法酿造酒曲的,必须要从官府手中购得。而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酿造酒曲,就不是说酒户非得从这家作坊购买。

  如果说某个酒户酿造酒曲,又好又便宜,京城酒楼都会上他家购买。这是非常公平的,也不带有任何强制性。

  经过上回调整酒税,民间已经出现专门酿造果酒曲作坊。

  这也是为什么,提举常平司并不掌控酒坊的运作,只是分得利润,就是怕自己干不好。

  可见这么干,国家不是稳赚不赔的,一旦运营不好,或者停滞不前,也是会关门的,这就是那些酒匠的工钱很快涨了一倍的原因,因为你要盈利,就必须要拥有更好的技术,来吸引别人上你家购买,酒匠就变得至关重要。”

  司马光道:“所以你认为公平,是在于允许其他商人竞争,以及这个酒坊与普通酒坊一样,有赚有赔。”

  张斐点点头,“是的。”

  王安石直翻白眼,冷冷道:“这老头连司法和行政都不分。”

  司马光显然是在指桑骂槐,暗讽他王安石。但王安石对此非常不屑,哥的新政也是允许别人竞争,只不过他们肯定竞争不过而已,那能怪谁。

  冯京突然开口问道:“假设提举常平司的这个酒坊赔了钱那该怎么办?”

  张斐郁闷地挠了挠脑门,笑道:“是提举常平司决定这么做的,他们认为是有钱可赚的,要是赔了的话,那也应该问提举常平司去,这与公检法毫无关系。”

  冯京道:“但是正如张检控方才所言,提举常平司是因为张检控当时判例,而做出的调整。而法制之法首要捍卫的是国家和君主的利益,所以当时张检控到底是首先考虑公平,还是优秀考虑国家和君主的利益。”

  言下之意,你的判例是公平的,但也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。

  本是国家垄断,你偏偏废除这垄断法,是利益,还是公平?

  富弼他们也是稍稍点头,充满期待地看着张斐。

  又是鱼和熊掌的问题。

  “当然优先国家和君主的利益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”

  张斐语气非常坚决,“这么说吧,即便朝廷什么都不做,新酒税制给朝廷带来的收入也要远胜于扑买制。我方才说河中府酒税增长一倍至多,可不包括酒坊给朝廷带去的利润。